文革开始后不久，父亲差不多每晚回来都会带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。那晚我又早早地守望在窗口，月亮悄悄爬上来，又久久地挂在夜空，但我始终没有听到那咚咚咚熟悉的脚步声。后来我睡着了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人推醒我，睁开眼睛，父亲站在身边，已是满脸泪花。他的声音很弱，却又声声入耳：“从现在起，我不再是你的父亲，而是个右派。”父亲说着掏出一枚在黑暗中熠熠闪烁的像章，“这是最后一枚了，能留给我吗？”我点点头，眼泪簌簌落下来。我一直梦寐以求得到一枚夜光像章，这次却不能了。

    几天后家里被抄，父亲那么多的书稿都被付之一炬，那些花了近一年时间积攒起来的毛主席像章也被造反派拿走了，只剩下那枚夜光像章，父亲把它别在内衣上，才没被发现。

    那枚夜光像章成了父亲精神上的惟一寄托。父亲常把它擦得亮亮的，每写完一次翻案材料，父亲都要对着像章念一遍，仿佛毛主席真能听到。

    不久父亲去了河北固安五七干校。有一次我去看他，他正在菜地浇粪，远远地望见我来了，他先是一愣，旋即向我奔来。我迎上去，父亲苍老了许多，头发长长的，蓦地我发现父亲把毛主席像章戴反了，吓了我一跳！不远处有几个造反派在监视着，我扑上去抱住父亲，贴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你的像章戴反了，我帮你摘下来。”父亲用右手抱紧我（他是残疾人，完全没有左臂），用硬硬的胡茬在我脸上扎来扎去。我的手直哆嗦，怎么也摘不下那枚像章，手都被扎出了血。周围有人在指手划脚，狗崽子的斥责声不绝于耳。终于我摘下了那枚像章，不知怎么，泪水一下涌了出来。父亲把我搂得更紧，用胡茬使劲地扎我，这回不是在演戏了，我好高兴啊，仿佛一下长大了，其实那年我才14岁。

    1969年我去了北大荒一个叫伏尔基河的小农场，父亲请了假要去车站送我，我只是苦涩地笑笑，回绝了。临出门，父亲喊住我，塞给我一个信封，我打开那个信封，一下惊呆了，是那枚金灿灿的夜光像章。

   1974年父亲终于平反了，全家像过节一样，父亲第一次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他像小鸟般地快活。当我把那枚像章还给父亲时，他竟哭了。